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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>>僑刊鄉訊>>《海內與海外》
          遵義會議:偉大的轉折
          2021年09月15日09:38  來源:中國僑聯

          遵義會議紀念館.jpg

          遵義會議紀念館

          黔北重鎮遵義,紅花崗區子尹路96號,是一棟民國風格、中西合璧的兩層樓房,坐北朝南,臨街而立。1935年1月15日至17日,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這里召開擴大會議。會議集中全力解決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和組織問題,毛澤東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。1935年2月8日,根據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發言內容起草的《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“圍剿”的總結決議》(以下簡稱《決議》),經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后印發。遵義會議嚴肅、理性、系統地思考并討論了“仗要怎么打、路往何處走”的問題,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挽救了黨,挽救了紅軍,挽救了中國革命,成為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。

          道路由來曲折,征途自古艱難;氐綒v史的現場,我們可以看到,遵義會議不是一次會議就解決了所有的問題,而是經過一系列會議,在既團結又斗爭,既民主又交鋒中達成共識的。從遵義會議之前的通道會議、黎平會議、猴場會議,到遵義會議之后的扎西會議、茍壩會議、會理會議,都是遵義會議這個偉大轉折的有機組成部分。遵道行義,領悟精神,明理增信,崇德力行,從遵義轉折看黨的百年征程,我們黨的大智慧從何而來?人民軍隊為什么能從勝利走向勝利?中國革命成功的奧秘在哪里?遵義會議精神給新時代又有怎樣的啟示?

          “雄關漫道真如鐵,而今邁步從頭越”

          “十月里來秋風涼,中央紅軍遠征忙,星夜渡過于都河,古陂新田打勝仗!1934年10月,中央紅軍主力8.6萬多人從江西于都出發,踏上了漫漫征程。紅軍為什么要離開蘇區?為什么要去長征?原來,1933年下半年,蔣介石指揮的國民黨軍隊在前四次“圍剿”失敗后,緊接著發動了第五次“圍剿”。這一次,蔣介石調集50萬軍隊向中央蘇區進攻。此時,“左”傾教條主義在中央占據著主導地位,“靠邊站”的毛澤東被剝奪了紅軍指揮權,紙上談兵的博古、李德生搬硬套,主張以陣地戰“御敵于國門之外”,在受挫后又采取消極防御的方針和“短促突擊”的戰術,同裝備優良的敵人打陣地戰、堡壘戰,結果使紅軍日益陷入險惡的情勢。于是,為保存革命力量,中央紅軍開始實施戰略轉移——長征。

          毛澤東、周恩來和張聞天在一起.jpg

          毛澤東、周恩來和張聞天等在一起

          長征伊始,失敗、犧牲和迷茫的陰影籠罩著整個中央紅軍。中國革命將何去何從?中央在什么地方能站住腳跟?到哪里去建立新的根據地?此時,博古、李德把持的中央也沒有明確的路線圖。由共產國際“包辦”組成的中央最高權力機構“三人團”決定中央紅軍的行軍隊形為——紅三軍團為右翼,其后是紅八軍團;紅一軍團為左翼,其后是紅九軍團;中間是軍委第一、第二縱隊,紅五軍團負責殿后。這種行軍陣式,被劉伯承譏笑為“抬轎子行軍”。各路紅軍抬著軍委縱隊的“轎子”,既暴露了目標,也給蔣介石提供了充裕的時間,使其得以調兵遣將,在湘江東岸布置了“鐵桶陣”!睹駠請蟆穲蟮勒f,紅軍“將在年底前被肅清,現在已經被團團包圍,離潰滅的日子不遠了”。

          然而,更加艱難的是,推行“左”傾錯誤的博古、李德等人,在突圍和戰略轉移的時候,又犯了退卻中的逃跑主義錯誤。不僅把戰略轉移變成了“抬轎子式”的“大搬家”,而且還錯誤地決定把所有能搬走的東西都要搬走,山炮、印刷機器以及各種“壇壇罐罐”皆隨軍帶上,甚至連病號的尿盆也要捎上。三路大軍并列行進,一路上,走走停停,停停走走,常常是一夜只過一個山坳。這種“舉國遷徙”,致使紅軍的機動能力大大降低,戰斗力極大地削弱了。湘江一戰,血流成河,中央紅軍從出發時的8.6萬人銳減至3萬人。這枚由于指揮失誤而吞下的苦果,早在紅軍被迫離開中央蘇區時就埋下了種子。面對大批紅軍戰士的犧牲,博古幾乎精神崩潰,而李德不但不檢討,反而暴跳如雷,把慘敗的責任全推到紅軍指戰員的執行上。殘酷嚴峻的局勢,使越來越多的指揮員感到,再也不能這樣打下去了,必須有一個根本的轉變。

          《遵義會議》(油畫) 沈堯伊作 國家博物館館藏作品.jpg

          《遵義會議》(油畫) 沈堯伊作(國家博物館館藏作品)

          進,有敵人“圍剿”,退,無根據地可守。怎么辦?受到排擠的毛澤東,就在這個時候勇敢地站了出來。張聞天在《從福建事變到遵義會議》中寫道:“長征出發后,我同毛澤東、王稼祥二位同志住在一起。毛澤東同志開始對我們解釋反五次‘圍剿’中中央過去在軍事領導上的錯誤,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見,并且在政治局內開始了反對李德、博古的斗爭,一直到遵義會議!痹谥醒肟v隊,毛澤東和王稼祥由擔架抬著行軍,張聞天騎馬與他們同行。三人在行軍中一有時間就相互交談,討論商量解決危機的辦法。

          12月12日,中央政治局在通道縣城召開通道會議。毛澤東列席會議。這是從寧都會議被解除紅軍指揮權以來,他首次對軍事行動有了發言權。他建議放棄原定計劃,立即轉兵向西,到敵軍力量比較薄弱的貴州開辟根據地。12月18日,中央政治局在黎平縣城的胡家商鋪召開黎平會議。博古仍然堅持中央紅軍由黔轉入湘西,與紅二、六軍團會合,并認為這是共產國際同意的,不能越雷池一步。毛澤東反對博古的意見,堅決主張繼續向黔北進軍,以遵義為中心開辟根據地。1934年的最后一天,貴州中部飄起大雪,大地銀裝素裹,中央紅軍到達了甕安縣猴場。1935年新年第一天,中央政治局再次召開會議。博古、李德依舊堅持原來的行軍路線,毛澤東毫不客氣地予以批駁。結果,在張聞天、王稼祥、周恩來的支持下,博古、李德的意見被否決。會議堅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則,解除了獨斷專行的李德的軍事指揮權。

          回到歷史現場,我們可以看到,毛澤東接二連三地提出中央紅軍應放棄北上、向敵軍力量比較薄弱的貴州轉移的建議,一開始并沒有獲得采納。在經過通道、黎平、猴場會議的激烈爭論之后,中共中央才決定向黔北前進,建立川黔邊根據地。這三次會議,為遵義會議的召開,糾正“左”傾錯誤,確定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做了重要準備。

          遵義會議前,王明“左”傾教條主義錯誤統治全黨達4年之久,給黨和紅軍造成了極其嚴重的損失,在危急關頭,毛澤東充分發揚民主,以高超的斗爭策略,巧妙的斗爭藝術,既修正了錯誤,又團結了同志,既化解了風險,又統一了思想!靶坳P漫道真如鐵,而今邁步從頭越!弊窳x會議后,中央紅軍靈活變換作戰方式和進軍方向,或東或西,迂回穿插,并且借助情報工作的特殊幫助,巧妙地調動敵軍,從而順利地擺脫了數十萬敵軍的圍追堵截,粉碎了蔣介石圍殲紅軍于川黔滇邊境的計劃,化危機為轉機,轉危為安,轉敗為勝。遵義會議精神告訴我們,只有遵實事求是之道、行民主團結之義,才能作出正確的選擇。正如毛澤東所說,共產黨“靠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吃飯,靠實事求是吃飯,靠科學吃飯”。

          “左右偏差能糾正,天空無限任飛揚”

          遵義會議是我們黨第一次在沒有共產國際的干預下,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解決自己的路線、方針、政策的會議。遵義會議為什么能夠召開?從偶然性來看,有一個特殊的原因,是負責與共產國際聯系的大功率電臺被破壞了,因而從長征一開始,黨中央與共產國際就失去了聯系。但從必然性來看,經過14年艱難曲折,特別是第五次反“圍剿”和長征初期的一系列挫折,紅軍高級將領和黨的高級干部已經從實踐中懂得,要奪取中國革命的勝利,必須走自己的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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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遵義會議擴大傳達提綱

          遵義會議《決議》批評了自戰略轉移以來,博古、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,指出:我們突圍的行動,在李德同志等的心目中,基本上不是堅決的與戰斗的,而是一種驚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動。這一原則上的錯誤,一直發展到突圍戰役的最后階段。當紅軍到了湘黔邊境,在當時不利的敵我情況下,卻還是機械地要向二、六軍團地區前進,而不知按照已經變化了的情況來改變自己的行動方針!稕Q議》還批評了博古、李德破壞中央政治局和軍委集體領導的錯誤,強調為了粉碎敵人新的圍攻,創造新蘇區,必須徹底糾正過去軍事領導上所犯的錯誤,并改善軍委的領導方式!稕Q議》對在創造新蘇區中實行高度機動的戰略戰術,對于更好地領導革命戰爭取得徹底勝利提出了新的要求。

          伍修權回憶說:“當時會議的氣氛雖然很嚴肅,斗爭很激烈,但是發言還是說理的!泵珴蓶|一針見血地指出,只知道紙上談兵,不考慮戰士要走路,也要吃飯,也要睡覺;也不問走的是山地、平原還是河道,只知道在略圖上一劃,限定時間打,當然打不好。因重病躺在擔架上參加會議的王稼祥,掙扎著坐起來,發言簡短卻很有分量:支持毛澤東的觀點,建議毛澤東參與軍事指揮。朱德的發言更是直截了當:“有什么本錢,就打什么仗;沒有本錢,打什么洋仗?”“如果繼續這樣錯誤的領導,我們就不能再跟著走下去!”

          遵義會議糾正了共產國際在指導中國革命問題上的錯誤,成為中國共產黨從幼年走向成熟的標志。若干年后,張聞天曾在臺歷上抄錄了列寧的一句話:“為了能夠分析和考察各個不同的情況,應該在肩膀上長著自己的腦袋!币痪洹凹绨蛏祥L著自己的腦袋”,體現的正是獨立自主、敢創新路的遵義會議精神,也是用鮮血和生命、用犧牲與教訓換來的真理性認識。因為肩膀上長回了自己的腦袋,屢遭挫折的中央紅軍通過遵義會議才迅速找到了勝戰的秘籍,中國革命在驚濤駭浪中得以轉危為安、轉敗為勝。

          中國工農紅軍第六軍團 一十八師五十四團軍旗

          中國工農紅軍第一軍團 指揮部特務連印章

          在遵義,年輕的中國共產黨扔掉“洋拐杖”,喊出了“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”的口號,中央紅軍一舉打下婁山關,迎來長征途中第一個大勝仗,中國革命終于嘗到了獨立自主思考的勝利滋味。1963年9月,毛澤東在會見外賓時說:“從那之后,我們就懂得要自己想問題。我們認識中國,花了幾十年的時間。中國人不懂中國情況,這怎么行!真正懂得獨立自主是從遵義會議開始的!

          歷史已經證明,遵義會議是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,開啟了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的新階段。遵義會議后,黨和紅軍在歷經艱難曲折、跨過生死攸關的轉折之后,由此踏上了新的征程。四渡赤水,搶渡金沙江,強渡大渡河,飛奪瀘定橋,翻越夾金山,鏖戰臘子口……中央紅軍在毛澤東等指揮下,立刻呈現出新的面貌,顯示出強大的生機和活力,好像忽然獲得了新的生命,迂回曲折,處處主動,生龍活虎,如有神助。朱德曾賦詩曰:“群龍得首自騰翔,路線精通走一行。左右偏差能糾正,天空無限任飛揚!

          “舵手一易齊槳櫓,革命從此上新途”

          “鐵壁合圍難突破,暮色蒼茫別紅都。強渡湘江血如注,三軍今日奔何處。婁山關前鏖戰急,遵義城頭赤幟豎。舵手一易齊槳櫓,革命從此上新途!鄙晕⑹煜ぷ窳x會議歷史的人們都能懂得,這短短的一首詩,既寫出了紅軍第五次反“圍剿”的艱苦卓絕,也寫出了紅軍的壯烈犧牲;既寫出了紅軍長征被迫“舉國遷徙”的危機,也寫出了共產黨人善于斗爭敢于勝利的轉機;既寫出了中國革命的艱難曲折,也寫出了革命的偉大轉折。這首名為《七律·歷史轉折》的古體詩寫于1935年1月遵義會議召開之時,作者名叫伍修權,時任共產國際派駐中共中央軍事顧問李德的翻譯。從這首詩的字里行間,我們可以看到伍修權從悲痛、彷徨、郁悶到欣喜、自信的心路歷程。對李德這位共產國際派來的“欽差大臣”,伍修權真是受夠了氣。毛澤東生氣莫名,彭德懷更是憤怒地斥責李德是“崽賣爺田不心疼”。

          中國共產黨在遵義會議前經歷了陳獨秀、瞿秋白、向忠發、王明、博古等五任主要領導,他們在大革命時期和土地革命時期都因主觀或客觀上的原因,曾經犯了右或“左”的錯誤。所以,遵義會議前,我們黨一直沒有形成堅強成熟的中央領導集體。遵義會議期間,毛澤東同志以豐富的實踐經驗,卓越的政治遠見,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,成為遵義會議的核心和靈魂,也是遵義會議成功的重要條件。

          遵義會議的召開,結束了“左”傾教條主義在中央的統治,改組了中央領導機關,開始確立毛澤東在紅軍和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,使中國共產黨走上了正確軌道,實現了偉大歷史轉折!拔覀凕h的領導集體,是從遵義會議開始逐步形成的!眳⒓幼窳x會議的鄧小平曾這樣飽含深情地指出,“任何一個領導集體都要有一個核心,沒有核心的領導是靠不住的!弊窳x會議“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,使紅軍和黨中央得以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保存下來,并且在這以后能夠戰勝張國燾的分裂主義,勝利地完成長征,打開中國革命的新局面。這在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”。

          (責編:王燕華、劉婷婷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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